武汉封城后，重症慢病患者遇上购药难题，100家战时重症慢病药房临危受命，和原有的10家一起，封城期间服务了近20万非新冠重症患者。解封之后，药房进入萧条期，亏损经营。如今退役通知已下，6月30日后将全部消失。
武汉战时重症慢病药房，封城期间临危受命，曾拯救近20万非新冠重症患者，如今退役时间定了下来。八点健闻从多个渠道独家获悉，这100家新开的重症慢病药房，将在6月30日之后全部退役。
重症慢病患者有一个共同点：长期服药。如果断药，可能病情急速恶化、面临生命危险。
封城之初，非新冠门诊几乎都已停摆，大多数需要复诊、续方买药的患者，只能选择去仅有的10家重症慢病药房买药，有些排不上队的癌症患者，甚至停药十几天。
接下来一直到解封之前的1个多月里，这些战时重症慢病药房和数不清的买药志愿者，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家医疗机构门诊（例如精神病门诊），支撑起了武汉40.8万非新冠重症慢病患者的用药。
到4月27日，110家重症慢病药店累计结算了204433人次，日均3245人次。
疫情期间如打仗一般的紧张，疫情过后客流却直线下降，这些药房大多是亏损经营，已难以为继，如今有的主动申请退出，也有的不想放弃重症患者的医保接入资格，希望扛到盈利那一天。
但去或留意愿的差异已经不重要，退役通知已下，6月30日后，他们将一同退场。
△4月初，患者在黄石路的汉口重症慢病药房外排队买药。除特别注明，本文照片均为吴靖拍摄。
武汉有40.8万左右这样的患者，按照官方分类，划分成31个特殊病种，可能是数量庞大的特殊高血压、特殊糖尿病、肿瘤患者，也可能是少数的多发性硬化症患者，还有刚做完手术的人，比如血管介入手术等。
被纳入这个范畴的，都是能够轻松的享受医保报销的，并且报销限额高、报销比例也高，主要从当地医保统筹基金中支出。
这被当地人称为独有的福利，入选标准也相当严苛。比如，不是所有的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轻松的获得这种福利，合并有心、脑、肾、眼、神经、血管并发症之一的糖尿病患者，和有心、脑、肾并发症之一的高血压III期患者才合乎条件。通过医疗机构鉴别判定以后，这批患者能获得属于自身个人的“蓝本本”。
2014年，武汉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开始了一个试点项目：开设重症慢性病药房。
这是对重症慢病门诊的补充，也更加便民。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类的用药，正常的情况下有较为稳定的用药方案，不需要短期频繁换药，但重症慢性病门诊一次最多只能给患者开10天的药，患者需要经常往来于医院和家中。而重症慢性病药房的出现，可以方便患者续方，一次开上半个月，也省了挂号费。
那会医院还没取消药品加成，试点药房同种药价格比医院药房的便宜。尽管如此，这种尝试似乎在初期并不受到欢迎。2014年4月8日，位于黄石路的第一家试点开始营业后，几个月内，每天不过十几个患者。随后第二家试点也开门了，初期效果依旧不理想。
一开始药房能开的药，比医院门诊少得多，最初只有4个病种：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心脏支架。
随着效果良好的、可以长期服用的、安全性高的口服药逐渐替代注射剂，官方慢慢扩大了药房的病种种类，疫情前，这家试点药房的病种已经扩大到10个：高血压、糖尿病、心脏支架、肿瘤、慢阻肺、乙肝、丙肝、肝硬化、肾移植之后的手术用药、帕金森。
但依旧有药物，是药房无法替代医院门诊去开的，比如需要静脉注射的药，或是要一直调整处方的药。精神类药物是一个典型，以至于即便在疫情期间，精神类门诊仍然开放。
药房的生意也逐渐有了起色，2016年，每天有几百人的客流，2019年，窜至近两千人，店面也从一层楼扩大到三层楼。
两家药房，承担了当地三四万患者的购药需求，也就是40万重症慢病患者数量的10%。
有红斑狼疮的药吗？有多发性硬化症的药吗？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吗……医院门诊突然关了，医院常客转向药店，很多知道药房可能没这些药的其他重症慢病患者，也打电话来问。
需求量从三四万，一下子涨到十几万甚至更多。最夸张的时候，刚忙到凌晨结束营业，已经有买药的人开始排第二天的号。
2月初，药师敖斌第一次看到武汉凌晨2点的月亮。他刚从药房出来，累到双腿微颤，眼前一片模糊，竟然还瞧见门口空地上，几个买药的社区志愿者已经放下躺椅，歇着，等待药房放号，5个小时后，药房会再次开门，此时气温已经逼近零度。
实在是太冷了。敖斌好说歹说，劝走了这几个志愿者，让他们几个小时后再来。他们留下了联系方式，如愿拿到了最早的号。
敖斌所在的药房就是黄石路这家。封城前，店里近一半的员工离开了武汉回家过年。可排队买药的人，却一点都没少。无奈，店长从其他兄弟药店又找了二三个人填补空缺，连店长和总经理级别的人都上了。
加快购药速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太过密集，药房内一次只能最多20个人。后来，药房的人依旧是觉得距离太近了，干脆只允许10个人同时买药，“保证足够大的距离”。中午，药房要关门一个半小时，从外面请来的两个师傅，要对所有角落做消毒。排队的人，就在外继续等着。
买药的单子多到熬斌难以置信。药房每天只放800个号，某天第一个排号的人上前登记用药需求，哗哗一下子，把怀里的100个居民病历本往桌上一扔，熬斌懵了，在药房工作了4年多，没见过这么大阵势。2个小时，第一个排队的人才拿完了所有的药。药房外，还有几十个人排着。
药物原来是两天一配送，临时变成了一天一配送。但有的药也供应不上。虽是央企下面的医药物资储备单位，但是遇上疫情，秩序都被打破。一种叫重和林的胰岛素，在重症慢性病门诊很常见，但药房之前没进过这种药，敖斌发现生产厂商在东三省，东三省又对物资进行管控，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有货。
2月11日，另外8家重症慢病定点药房开门了。这8家在2019年下半年就通过招投标，做了漫长的准备，原本打算在春节后正式开业：递交审批材料、对接医保光纤、招聘执业药师、硬件改造、进药、装修，拿到了重症慢性病药店的执业牌照。平均下来每一个重症药房从新建到开业要至少1个月时间，有一家药房整整花了2个月。原本这8家药房准备在春节之后正式对患者开放。
药房内，员工忙得喘不过气，药房外，重症慢病患者买不到药、排队难的新闻还是满天飞。
2月23日晚8点，云欣（化名）接到主管王莹（化名）的电话，明早你去趟A药房负责现场吧，重症慢病药房就要开张。
接到王莹电线个小时内，王莹公司下面的6家普通医保药房要以重症慢病药房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其他34家药房也接同样的通知。
云欣负责公司的药学工作，还有一个身份是执业药师。她要去支援的那家普通药房，店里只有3个员工，其中2个是药师。
当天夜里，整个公司突然紧张起来：一卡车一卡车的库存药物从公司仓库被运往6家药店，还有临时订购的电脑、打印机、药品货架。临时被派到任务的工程师一家一家改造线路、接医保光纤，调试系统。
云欣第二天8点到达药房时，50多箱药品已经堆满了药房的二楼。100多平方米的二层，原本只是一个闲置物品堆放地。她和另一个去支援的药师，两个人踉踉跄跄把5组临时货架从一楼抬到了二楼，货架有4层，2米出头。她们要赶在9点开门前，把药品都摆上货架。
最难的，就是电脑不够。黄石路的那家药房，光是审方的电脑就有十几台，十几个人可以同时买药，还不包括检药出库的电脑。
这里可不行，一共就两台电脑，一次性只能供1人买药：第一台电脑被连上医保光纤，用于登记、开药、审方、扫描处方、开票、医保结算，一次要干这么多事，第二台电脑用于检药、出库。
这个过程，快的线分钟不到，但不是所有执业药师都有操作经验，新手操作下来，一个患者差不多十几分钟。
一直到当天晚上9点，和同事把100多个患者的药配完时，裹着防护服的云欣，全都湿透了。
当天，主管王莹也没闲着，这是她工作以来压力最大的一次：找药师，把公司里有执业药师资格证的人，都调配了出去。“我们额外给每家药店配了2-4名不等，规模大一点的药房，倾斜力度会大一些，但是至少都是保证一个门店4名执业药师”。
外界流传的故事是，2月23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暗访时，行车经过黄石路的汉口大药房，王忠林看到，排队购药的市民队伍排得很长。了解情况后，当即说当天要把重症慢病药店增加到20家，逐步开到50家。
而很少有人知道，武汉市医保局在当天通知后，立即决定一次性连夜开放到50家。于是，2月24日武汉第一批新增的40家重症慢病药房，是以这样的方式，一天一夜开起来的。
3月初，买药难的问题还是时而出现。这次是湖北省防疫指挥部临时下发通知，要求武汉再增加50家。最终有60家，也是以同样的速度，出现在武汉市的各个角落。
有些要改造的药房，总部重症慢病药物的库存不够，对接用药需求的任务落到了刚成立不到1年的武汉市医保局手里。
武汉市医保局的远牧（化名）在3月下旬见到八点健闻时，一脸憔悴，她已经连轴转了五十多天。这个新队伍，37个人，10个人临时被抽调去做医务人员的物资招采，10个人下沉去基层，留在单位的十几个人，开始日夜轮番应对突如其来的100家药店的新问题。白天干活，晚上开会，“每天力争解决一个问题”，因此11点下班成了常态。
“医保顶着很大压力”，临时开了100家重症慢病药房，“可想而知有多少处方要求我们去连夜审核”，远牧说。
因为特殊时期，医保局还是“走了一步险棋”，黄石路药房的报销病种从疫情前的10种逐渐扩大到23个病种，新增的13个病种包括强直性脊柱炎、风湿性关节炎、 肾衰竭、红斑狼疮，肝移植、癫痫、多发性硬化症等。其他100多家药房也从几种扩大到十几种不等。处方用药量放宽到2个月。
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患者的处方应该要依据病情变化，由医生当面动态调整。线下的医生都是救治新冠患者，上哪里找医生呢？医保局又快速和一个互联网医疗达成合作，让全国的医生在线审方，续方。
战时重症慢病药房开起来后，云欣就没闲着。3月中旬，她又被调去另一家药店帮忙。这种“忙得昏天黑地”的状态一直持续到4月初。
武汉一些医院的门诊开始恢复运营，战时状态被打破，药房客流直线下降。地理位置偏中心城区一些的第一家，每天客流从100多人下降到不足百人，地理位置稍偏一些的第二家，从近百人减少到 20多人。云欣被调回公司，提早结束了战斗。
武汉市医保局也给出了一组更为直观的数据，4月27日当天，仅3家药店结算超过100人次，绝大多数药店购药结算量并不饱和，还有8家药店没有结算数据，“大部分经营药店难以为继”。
另一边，4月中旬，远牧的同事，开始收到一些重症慢病药房主动申请退出的信息，提出申请的，几乎都是民营连锁药房的负责人。
对方给出的理由几乎一致，入不敷出，不想耗着。“我们这些临时成立的100多家药房，争武汉市三四万患者，竞争不过早期开放的那几家”。有人说。
与普通药房不同的是，一个重症慢性病药房，支出大头是执业药师的成本。执业药师的数量和病种数量有关，一个病种通常要1-2个执业药师。有药房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在当地，一个执业药师平均薪资6000左右，一年一个执业药师的成本就是7-8万。比如黄石路的这家药房，有20多个执业药师，一年下来，支出160万以上。
云欣和王莹所在的公司，并不愿意主动放弃。和一般的民营药房不同，此公司有国资背景，“重症药房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形象”，王莹说。
有民营连锁药店的控制股权的人也不愿意放弃，他们看到的，是庞大的重症慢性病患者人群和市场，好不容易能接上重症慢病的医保，谁能扛到最后谁就是赢家。4月底，有下面连锁药房的负责人悄悄地提出了退出申请，手续办完了，恢复到普通药房，控制股权的人老板知道后怒气冲天，“要亏就让它亏下去”，想再让药房负责人重新申请回去。
实际上确实如此。有业内人士透露，武汉最早的这两家药房，从早期亏损，到现在，已经扭亏为盈，并且其中一家利润可观。
八点健闻获悉，这期间，慢病重症续方开药的权限也将会逐步从药房转移至基层卫生医疗机构。
之所以决定将权限给到基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次疫情一个很大的教训是，有关部门看到了武汉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在分级诊疗中并未起到预期效果。
八点健闻也曾在疫情期间采访过当地一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院长，其精确指出，“我们大部分精力放在慢性病管理上，但老百姓接受程度不是太高。我们推行家庭医生签约，设计的初衷是好的，但进展很困难。”
为了最大限度的扶持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武汉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将逐步承担起重症慢病续方管理的任务。
“毕竟药店始终只是一个补充的作用，医疗机构才是重症慢病治疗的主体”，有专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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